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近日出版了《民族之魂———人民科学家钱学森的精神风采》一书，怀念并追思中国航天之父钱学森。

　　钱学森是一位孜孜探索的科学家，他谦虚谨慎、淡泊名利、不断攀登的品质给接触过他的人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。长期担任钱老秘书的涂元季，更有许多感想和回忆。

　　长期只任副职，对这种安排十分满意

　　钱学森曾任国防部第五研究院院长、副院长，第七机械工业部副部长，国防科委副主任，国防科工委科技委副主任，直到中国科协主席、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要职，其地位不可谓不高。但一般人不知道钱学森对这些“官位”一点也不在意。要不是工作的需要，他宁可什么“官”也不当。

　　人们常常不明白，在国防部第五研究院，钱学森为什么是先任院长，后任副院长。其实，1956年，他向中央建议成立导弹研制机构，这就是后来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(以下简称五院)，钱学森担任首任院长。但随着导弹事业的发展，五院规模的扩大，钱院长的行政事务也越来越多。比如连人员的住房分配，食堂和幼儿园的建设等都要他亲自过问，但这并非钱学森之所长。与此同时，又有大量技术问题等待他去解决和处理。在这种情况下，他不得不向领导提出，免去其院长职务。周恩来、聂荣臻也很快注意到这种情况，果断决定，配备强有力的行政领导解决大量行政、后勤事务，把钱学森从这些繁杂事务中解脱出来。于是，1960年3月，国防部任命空军司令员刘亚楼兼任五院院长，空军副司令员王秉璋任五院副院长，主持常务工作。后来，王秉璋又改任五院院长。从此钱学森只任副职，由国防部五院副院长，到七机部副部长，再到国防科委副主任等，专司我国国防科技发展的重大技术问题。钱学森对这种安排十分满意。

　　“我是一名科技人员，不是什么大官，那些官的待遇我一样也不想要。”

　　1981年，当钱学森年满70岁时，他立即给张爱萍写报告，说他年纪大了，比他年轻的人也都成长起来，恳请组织上免去他国防科委副主任的职务，还推荐了3位可以接班的人。张爱萍接到报告以后找他谈话说：国防科委很快要和国防工办合并，成立国防科工委，可以不再任命你担任国防科工委副主任，但是我们的国防科技事业还需要你，你不能退休。这样，钱老又在科技委干了5年，到1986年他满75岁，主动给领导打报告，请求免去他科技委副主任的职务，到1987年才批准他退下来，并被聘为科技委高级顾问。

　　他出任中国科协第三届主席的经历也是曲折的。记得1985年科协二届第五次全国委员会一致通过建议，由钱学森任第三届主席，他不同意，一直到闭幕那天请钱老(他是副主席)致闭幕词。闭幕词的稿写好了，送给他审阅。他表示，这个稿我原则上同意，但最后要加一段话，向大家说明我不能出任第三届主席的理由。如果你们同意加这段话，我就念这个稿子，如果你们不同意，我就不念，请别人致闭幕词。科协的同志只好表示：“钱老，您念完这个稿子，可以讲一段您个人的意见，但不要正式写进这份讲稿。”于是钱老同意致闭幕词。

我参加了那天的大会，当时，当钱老说明他不适合担任下届主席时，会场上连续地鼓掌，使他没法讲下去。有人站起来插话说：“钱老，这个问题您就别讲了。”大家对他的插话又热烈鼓掌。后来方毅、杨尚昆、邓颖超都出面找他谈话，劝他出任科协第三届主席。由于这样一些工作，钱老才担任了一届科协主席。1991年，当他任期满了以后，他坚决不同意连任，并推荐比他年轻的人担任下届科协主席。

“这几天报纸上天天说我的好话，我看了心里很不是滋味。”

1991年钱老满80岁，正好这一年中国科协要换届，从此钱学森退出所有一线科技工作。为了表彰他对我国科学技术事业的贡献，中央酝酿授予他荣誉称号。但整个酝酿过程钱学森一无所知，授奖仪式在10月16日举行。当一切准备就绪之后，在10月10日这一天有关人员才向他本人报告。对于这么高的荣誉，钱学森本人的态度十分冷静。

授奖仪式之后，新闻媒体上出现了一个宣传钱学森、学习钱学森的高潮，一些著名科学家如钱三强、王大珩、张维等都接受记者采访，谈学习钱学森的体会，航天部、科协、科工委等单位也作出向他学习的决议。那几天，我也忙得不亦乐乎。

一天上午，钱老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。第一句话就是：“你怎么还在忙啊？我们办任何事，都应该有个度。这件事(指对他的宣传报道)也要适可而止。这几天报纸上天天说我的好话，我看了心里很不是滋味。难道就没有不同的意见，不同的声音？ ”我立即回答说：“钱老，既然您说到这里，那么我如实向您报告，我也听到一些不同意见。有的年轻人说，怎么党的知识分子政策都落实到钱学森一个人身上了？”钱老立即说：“你说的这个情况很重要。说明这件事涉及党的知识分子政策问题。不要因为宣传钱学森过了头，影响到别人的积极性，那就不是我钱学森个人的问题了。我看，现在应该画个句号了，到此为止吧。请你立即给一些报纸杂志打电话，叫他们把宣传钱学森的稿子撤下来。”

于是我立即照办。比如《光明日报》、《科技日报》等，都表示尊重钱老本人的意见明天不再见报了。有一个杂志也表示尊重钱老的意见，但稿子已下厂排版，有两篇回忆与钱老交往中受到教益的文章不好撤下来。钱老说：“这样的回忆性文章都是在一个人死了以后才发表的。我还没死，他们急什么？”我听了这话，赶紧打电话告诉该杂志的主编：“钱老都把话说到这份上了，困难请你们想办法克服，但稿子一定得撤。”

不开后门不应酬，“他们说我架子大，我就架子大。”

作为一名严肃的科学家，钱学森对社会上的一些不正之风，采取坚决抵制的态度。

一段时间，社会上到处存在“走后门”现象。钱学森自然不会去走后门，同时也不许别人在他这里走后门。他对许多事情定下一个原则，比方说“不题词；不为别人的书写序；不参加任何成果鉴定会；不出席应景活动（如开幕式、剪彩等）；不出国访问；退出一线工作以后，不到外地开会，连天津也不去”。这些原则一定下来，几十年不变，对谁也不开先例，绝不讲情面。多年来许多人为这些事找到我，我只能按照钱老规定的原则，婉言谢绝。在我这里办不通，于是有些人想方设法，找到钱老的夫人或子女，想走他们的“后门”。但钱老的夫人蒋英同志又把来信或来函转给我，还是由我答复他们。

钱学森如在北京开会，从来都是回家吃饭，决不借开会之机大吃大喝。自从他退出一线领导职务以后，再也不去外地开会或做学术报告，谁请也不去，决不搞公费旅游。他这一生，只在1988年夏天带中国科协的几位副主席到黑龙江镜泊湖去休过一次假，参观了一些工业项目，也作过几次学术报告。在这种情况下，人家请顿饭吃是免不了的，他也不得不应酬。但我看得出，钱老对于这些应酬活动是很反感的。他回到北京以后就对我说：“我对付这种不正之风的办法，就是今后再也不出北京了，谁请也不去。”

一些人正面请不动，于是想出一个“激将法”，通过一位与钱老很熟悉的老朋友对他说：“钱老，你知不知道，别人对你有反映。说你架子大，请不动。”钱老说：“你别激我，激也没用，他们说我架子大，我就架子大。”